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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该忘掉他们——略论萧光豁长篇小说《湘黔路》中的人物形象

时间:2018-10-25 20:10:50   作者:李玉真   来源:歆竹苑文学网   阅读:2183   评论:0
内容摘要:萧光豁先生的长篇小说《湘黔路》,让人读后有一种深切的感慨和迷茫。小说中特殊的时代背景、可歌可泣的普通人物、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早已成为一种“陈迹”,有时却又依稀觉得并未走远……我的父辈不少人曾经参加过贵州境内几条铁路干线建设的大会战,我的父亲更是在参加滇黔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身负重伤且落下残疾。如今他们大多成了年过古稀的老...

萧光豁先生的长篇小说《湘黔路》,让人读后有一种深切的感慨和迷茫。小说中特殊的时代背景、可歌可泣的普通人物、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早已成为一种“陈迹”,有时却又依稀觉得并未走远……

我的父辈不少人曾经参加过贵州境内几条铁路干线建设的大会战,我的父亲更是在参加滇黔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身负重伤且落下残疾。如今他们大多成了年过古稀的老人,在乡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除了自己的亲友,再没有谁会知道他们,很多方志上更是对人和事都只字未提。因此,捧读《湘黔路》,我有一种陌生而亲切的感觉,不觉产生了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稍作分剖的想法。

一、小说的叙事背景

1970年10月到197210月,湘黔铁路开工重建并建成通车。两年时间内修建了631公里长的铁路,得益于以近百万民工为主体的建设大军。这些民工当时的身份是“民兵”,在铁路建设过程中全部按照军事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但他们的职责跟军事毫不沾边。

来自贵州的铁路民工共有34万人,小说反应的就是其中某部二连四排十班的民兵,在铁路建设过程中相同的奉献和不同的喜怒悲欢、梦想与追求,尤其是部分人因为“出身”不好而遭致的悲剧命运。对于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个人命运在国家、时代命运冲击下的最终走向将会怎样,小说留给了我们许多思考。

二、历史,不该忘掉他们

以当时的政治标准来衡量,某部二连四排十班这个民工群体的组成是复杂的:就阶级成分来说,有农业户口中的贫农、雇农,他们属于“出身”好而不会受到太多非难、迫害的一类,还有非农户口中的“坏分子”子弟,他们的命运完全相反;就文化水平来说,有一字不识的新文盲,也有刚离开学校的高、初中毕业生;就个性品行来说,有小错不断的普通人,有爱憎分明的仗义者,有光明磊落者,也有心地阴暗者;就理想追求来说,有把吃饱穿暖作为最高目标者,有以参加铁路建设为荣者,有希望看到自己修建的铁路通车者,还有对茫然的未来满怀期望者……究其实,他们的身份无非就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监管”的对象。

付德礼、牛来富、古八百、桂中华、曾诚、林小江、韩文学、年华、李秀英,作为作品中有名有姓的角色,他们是某部二连四排的成员。除了年华和李秀英被分到女班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十班成员,付德礼是十班的班长。往上,便是排长高富贵;再往上,便是连部炊事员于宽厚、连长于宽德、指导员申国安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湘黔路》里面有名有姓的角色说不上多,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这并没有降低它的内蕴,更没有淡化它凝重的主题。

上述“这一群”仅仅十来个人,但他们不仅代表着被抽调来参加铁路建设的近百万民工,他们的遭际甚至也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叶不同时期参加铁路建设的民工的遭际——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物质的。由此知彼,可以“旁及”其他。以下,试着归纳一下对这个群体的总体印象。

(一)豪爽不拘小节的一群

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是这个群体中的多数人劳作之余的共同特征。他们在相处过程中,一方觉得无法说动对方时,或是觉得不公平时,便会以“打”的形式达到目的。牛来富是这样,古八百是这样,班长付德礼是这样。后来被提升到“代理排长”的桂中华则在这些特征之外,多了打击报复和喜欢告密两个特色。当然,这两个特色是申指导员苦心“调教”的结果,姑且存而不论。从桂中华后来良心发现,通过林小江提醒曾诚防范申指导员的亲戚这点可以判定,他并不是一个本质很坏的人。

喜怒形于色,不虚伪,不设防,应该都是这个群体中多数成员的性格特征。 

(二)清醒却又迷茫的一群

这个群体中的清醒者,无疑要算曾诚。作为这个群体中的学历最高者,眼看大学生活唾手可得的时候,突然因为出身问题,被下放到了农村,思想落差之大可以想见。其次是林小江,虽然在学历上比曾诚要低“一级”,但我们随处可见的是这位初中毕业生的好学上进。他们既有对当时政策的质疑,更有对时局的无奈;既有对上级的服从,也有对知识的痴迷,更有对未来的迷惘。

除了曾、林二人之外,这个群体中的人,除了作为文人子弟的新文盲韩文学,凡是认得几个字的其他成员,清醒者要占多数。付德礼对上苍的多次诘问,其实代表了这个群体共同的心声。不过,清醒也好迷惘也好,都没有影响他们对铁路建设的热情,在劳动中,他们做到了完美服从、努力奉献。

(三)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的一群

无须避讳,参加铁路建设的各色人等,动机并不全然相同:有的怀着解决温饱的目的主动“介入”,有的被动“卷入”,有的无可无不可,有的则毫无选择的权利。然而,在客观上他们无疑都属于当年舍小家顾大家的一群。作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付德礼不顾妻子的反对主动上了铁路,韩文学则是在父亲打骂和哄骗之下被动上铁路的。到了铁路上之后,他们的劳动表现、奉献精神应该说是没有差别的。偶尔偷懒的情形当然也有,比如牛来富装病不出工,甚至逃跑回去在家待了一个多月;但作为特例,他并没能使其他人跟着“变坏”。

说这个群体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作品中的申国安之流肯定不会认同,但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因为在“他”眼中,这个群体无非是他向上爬的垫脚石、捞取政绩的资本。

(四)富于牺牲精神的一群

这里所谓的“牺牲精神”,只得从物质角度来谈论了。这个群体的奉献是巨大的,功劳是客观的,成果是显著的。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付出了太多的同时,回报却低到难以维系温饱的程度。这当中最为典型的是韩文学,作为群体中两个未成年人之一,他不仅长期处于极端饥饿状态,在穿着方面甚至无法满足遮羞的基本需求。此外,面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面对种种违反生理常识的疲劳战术,以及长期遭受烈日暴晒导致的皮肤病的蔓延(这也是牛来富装病成功逃回家的重要原因),他们没有不满;除了极个别情况下偶尔的嘀咕,他们没有抱怨,没有牢骚。

面对物质生活的极其困顿、生活资料的极端匮乏,他们安之若素,不予介意,甚至面对精神方面的折腾,他们也采取了隐忍和服从的态度。这个群体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难和精神方面遭到肆意折腾中做出贡献的,因此,他们的牺牲精神,相对于正常环境之下的人们的奉献,更加难得,更加让人感动。

(五)不求回报的一群

跟当年那个时代的乡村相比,铁路上的这一群,多数侥幸摆脱了被饿死的命运,他们是“幸运”的;和四十年后的当今对比,他们又是深深的不幸了:除了忍饥挨饿长时间高强度地从事重体力劳动之外,他们还要忍受种种约束、恪守种种禁忌,有的受到了不该有的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所有该承受不该承受的他们都承受了,该忍的不该忍的他们也同样忍了。他们当中的多数,对辛苦付出的最高理想,仅仅是希望能看到火车通车,满足一种参与建设的自豪感。然而,作为铁路建设者的“代表”,高排长独自留下来等待通车典礼,却连参加通车仪式的资格都没有,不得已逃票坐火车过一站路后,被赶下来,沿着铁路步行回家。

总体说来,这个群体在当时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生者无法维系必要的自尊,无法维护起码的权益;逝者当中,有的被剥夺了“牺牲”的权利,比如韩文学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随着“转战”工作的渐次展开,一些侥幸的“平安”者、伤残者,将会陆续回到自己的生产队,由“民兵”还原成社员或知青,再到后来的村民或非农从业者。他们参加铁路建设的经历,或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被挤占到记忆的一隅,不再被提及,甚至不复被想起。

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很“小”——角色小,名声小,“资格”小;同时又很大——奉献大,牺牲大,功劳大。这是每一位年轻读者都有必要明白的。

三、历史,也不该遗忘的另类个体

如果说参加铁路建设的这个群体需要被记起被尊重的话,作为“对立”面角色的于宽德、申国安之流也不该被忘记,因为是他们在物质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人为地增加了铁路建设者们灵魂的痛楚,使他们从身心两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创伤。不过,境况愈是艰难、愈是恶劣,这个群体的光辉越能得到彰显,这或许是当初的施恶者始料未及的。

作为连里的主要领导者,连长于宽德使坏的出发点在于满足私欲,缺乏高远的目标。他以唱戏为由借酒诱使秀英上当失身,是贪的表现;试图嫁祸给林小江,是怕的表现。他对手下民兵似乎没有更多主观敌意。秀英后来的精神失常和林小江遭受的“破坏军婚”冤案,是被申指导员恶意利用的结果,但作为始作俑者的罪责,于宽德却是没法推卸的。以招工为由试图把魔爪继续伸向年华,失败后恼羞成怒地把招工指标转给了不合条件的亲弟弟于宽厚,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连队领导者贪婪、自私、滑头和无耻的一面。不过,跟申指导员比起来,他的恶行,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申指导员也是主动要求上铁路的,不过,他跟别人不同,他是以干部身份怀着一颗干大事的勃勃雄心“参战”的。他到了连队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呢?折腾,整人,这是他的两大“法宝”。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做出政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民兵上铁路被称为“参战”,工作内容却仅仅是参加铁路建设,跟敌情并不沾边。申指导员到连队之后是怎么做的呢?要求连队里面的民兵们三天两头不停地“换防”。班长付德礼觉得这有违军民鱼水情的优良传统,拒绝执行,马上就受到撤职处分。尽管经高排长说情后撤职处分减轻了,这位指导员的独断专行和喜欢折腾的做派还是暴露无遗。为了不输给其他连队,民兵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迫取消了周末、取消了午休,甚至于下雨天也不准休息。一些男民兵长时间在烈日底下赤身劳作,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他也置若罔闻。协助一连修建桥墩,在人家轮班休息时,为了取得更大的“战绩”,他居然让手下民兵夜以继日连续“作战”,直接造成了韩文学的惨死。

这位申指导员的另一大癖好是整人。谁的“阶级成分”有“问题”,就看谁不顺眼,甚至人家有了功劳也要竭力诋毁和抹杀。这位指导员并非不知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也并非不懂得评价一个人要看他(她)的现实表现而不是他(她)父辈的阶级成分,但他视若无睹。原因很简单:他想“向上爬”,所以只能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以期能找出工作“亮点”。“五·一”节表彰先进,四排送上去的曾诚的优秀事迹材料,被申指导员强行移植给了桂中华;四排十班的先进集体,材料中凡是涉及林小江的,也全都移植给了桂中华。违规把“九·一三”绝密文件借给高排长看,被后者丢失后,为了推卸责任并借此立功,他居然让牛来富回到铁路上来作伪证说是被曾、林偷去了,而且居然为此补发了牛来富逃跑期间的工资。遭到拒绝后,他又软硬兼施让高排长在证明材料上签了名。若不是抓捕曾诚和林小江的头天晚上女班被老鼠吓得集体“炸营”,如果不是付德礼从女班床底下的老鼠洞中发掘出罪证——一大堆文件碎片,在已对他们进行严密布控的情况下,抓捕、屈打成招和关进监狱都是没有悬念的事情。林小江则是因为跟李秀英的所谓“破坏军婚”罪行而受尽折磨。所有知情人都来说明真相,申指导员非但不肯放过,反而置一个农村姑娘的尊严和名节于不顾,要秀英“站出来检举揭发”,直到秀英精神失常住进医院。相反的情形则是,谁的家庭出身好,他就竭力培养成为卧底,许以种种好处,哪怕扶不上墙也要勉为其难,甚至不惜为此弄虚作假。劳动表现和政治觉悟都处于“双低”的桂中华被揠苗助长,沦为笑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桂中华为申指导员当卧底,帮着他弄虚作假,帮着他制造冤案,但他并没能力兑现给桂中华安排工作的承诺,这个问题不在他这个指导员的权力范围。他的失落可想而知,他的失败也可想而知。放在历史时空里去考查,申指导员这个角色充其量就是一个不学无术、不择手段、极端冷酷却又没有能力“爬上去”的一个政治怪胎。

四、小说留给我们的思考

曾有人“眷恋”那个时代:所有的公仆都严于律己、两袖清风;百姓都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其实,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有关回忆录都在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并没有净土,贪腐很少的原因是物资的极度匮乏,而不是哪个人的觉悟有多高。营部学习班的伙食居然比一线民兵的生活标准高出许多,韩文学犯错后被送去处罚的奇遇让牛来富心动,居然也想犯个错去享受几天好生活。连队里面唯一的皮鞋和假领,套在申指导员的身上是“工作需要”,桂中华学着他买来之后却挨了批评——这是一个滑稽的逻辑。

在这部作品中,可以说没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可言,有的是当权者的享乐、为所欲为。二连四排的民兵中二人死亡一人失踪,无不是申指导员凭着“政治”优势恣意妄为和于连长倚仗特权肆意践踏的结果。不谈法律与道义,只说良知,只要申指导员稍微具备一点点的话,韩文学与曾诚惨死和秀英失踪的悲剧就都可以避免,但他的野心注定这不具有可能性。

作品中,申指导员曾经两次遗憾于自己文化浅淡的事实,一次是写决心书时,另一次是企图向最高统帅检举揭发之时。政治上的自傲,文化上的自卑,应该要算是申指导员心理失衡之下不遗余力地迫害曾诚、林小江他们的深层次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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