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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庞余亮:中年、父亲,反思或追问

时间:2018-10-18 01:32:39   作者:王德领   来源:文艺报   阅读:1325   评论:0
内容摘要:《有的人》既有中年的疲惫、无奈、妥协,也有中年的笃定、清醒、乃至圆通。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庞余亮用诗歌对生活的发问,声音也许并不大,但回声悠远,足以穿透我们的一生。15年前,我担任庞余亮的小说《薄荷》的责任编辑,那是他的处女作,是他从诗歌写作转向小说写作的第一部长篇。《薄荷》故事的发生地是江南水乡古镇三汊港,时间跨度...

《有的人》既有中年的疲惫、无奈、妥协,也有中年的笃定、清醒、乃至圆通。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庞余亮用歌对生活的发问,声音也许并不大,但回声悠远,足以穿透我们的一生。

15年前,我担任庞余亮的小说《薄荷》的责任编辑,那是他的处女作,是他从歌写作转向小说写作的第一部长篇。《薄荷》故事的发生地是江南水乡古镇三汊港,时间跨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伊始,主要叙述了一群年轻女性的命运,表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小说意的语言,揭示了生活的狰狞面目。《薄荷》中有妥协与退让,对女性来说尽管带有残酷的意味,但里面有青春的光泽在闪耀。

15年后,庞余亮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有的人》。就像整个社会缺失了激情,进入疲惫的中年,这部小说不再叙述青春,也不再以女性为主角,而是将焦点对准男性,叙述中年男人的生活。正如小说的题目,“有的人”是一种泛指,表面上是写三位人彭三郎、陈皮、白若君的生活,实际上是写一类生活的旁观者在新世纪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散文化的时代,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彭三郎,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非意化造成了极大的反讽效果。小说的第一章《有的人还在地球上》,开端就有浓厚的反讽意味。彭三郎的儿子发低烧半个月了,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彭三郎准备几十万去苏州看病。彭三郎感到生活的重压,乃至恐惧,这些钱可不是可怜的工资以及更为可怜的歌稿酬所能换来的。为了儿子拥有优质的教育,他蜗居在租来的房子里,这使他不能意地栖居。他力图将生活意化,把妻子张小兰的名字改成张荞麦,然而,张荞麦还是跟她打工公司的老板出轨了。彭三郎的父亲脏话连篇又风流成性,哥哥彭林元好赌成性、刁蛮无理;彭三郎最好的友陈皮的父母整天生活在争吵中,母亲经常家暴丈夫,有一天竟失手将丈夫打死,为此被判了故意杀人罪。日常生活的庸俗化、恶俗化,和人所追求的歌之间,造成了极大的反差。

一个突发事件,使得人与非意生活的对峙达到了顶点,也彻底“医治”了彭三郎的歌“痼疾”。一天晚上,彭三郎与朋友陈皮、白若君一起吃大排档,在争执中,陈皮被人用啤酒瓶击中头部而死。凶手仰仗有后台,反咬一口,并逃之夭夭。作为目击者,彭三郎走上了漫长的伸冤之路。他持续不断地写申诉信,一封又一封,杳无音信,但是报复却纷至沓来。他想方设法去上访,但是四处碰壁,总是被拦阻,仿佛已对他布下了天罗地网。文化馆停了他的职务,一同申诉的报社记者白若君也被边缘化。彭三郎被关起来,差点丢了性命。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北京,后来流落到一个小镇上,而后是漫长的失忆,人彭三郎一度消失,最终成为宋会长的干儿子宋建设。宋建设麻木地苟活着。终于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了广播电台在播送他的获奖散文《父亲》,他痛哭失声,一下子从失忆中惊醒,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人彭三郎回来了。

讽刺的是,当冤死的陈皮得到昭雪,回到生活中的彭三郎则选择了与他鄙弃的生活握手言和。可以说,是残酷的现实生活击碎了人彭三郎的天真,“天真”消失,势利、钻营、油滑等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世故”诞生了。彭三郎不停地写遵命剧本,总是不忘署上馆长的名字,署上文化局领导的名字。剧本演出后彭三郎受到重视,声名鹊起。老馆长快要退休了,已暗示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溜须拍马,生活已经给了他许多意想不到的馈赠。歌的消失,或者说是歌精神的消弭,使得彭三郎仕途顺风顺水,出轨的妻子也回归家庭,一切似乎归于平静。写的生活反而如同一场梦魇。小说里反复出现的那个自杀的天才人海子,似乎在提醒我们:歌已死,在这个时代谈论歌具有挽歌的特质。

写作《薄荷》时,庞余亮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而至《有的人》时,已步入混沌的中年。《有的人》字里行间,既有中年的疲惫、无奈、妥协,也有中年的笃定、清醒、乃至圆通。不同于《薄荷》的青涩与灵动,《有的人》具有父亲般的包容与成熟。《薄荷》写的是男权社会里女人的苦涩命运,而《有的人》则正面强攻男权社会,对父权制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彭三郎那个遮蔽一切的父亲,荒淫、凶暴,仿佛一无是处,但是一旦落笔成文,书写者又不得不为尊者讳,加上尊敬的光环。彭三郎书写父亲的散文获得了全国大奖,这仿佛在提醒我们:我们对于书写的敬意,实际上掩盖了生活的丑恶。那些纸上的父亲,带有极强的欺骗性。父亲的阴影反复遮蔽着《有的人》这个文本,以至于小说最明亮的部分都有隐身的父亲投下的长长阴影。通过父亲形象,《有的人》完成了对当下生活的抨击,尤其是对于父权制社会的批判。

在《有的人》中,“中年”和“父亲”这两个词是重叠的,“歌”和“挽歌”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年的父亲是生活的中坚,是家庭的支柱,是社会的栋梁,也是内里腐朽衰败不堪的纪念碑。歌的激情,就像彭三郎对情人白若君的欲望,都被非意的生活消磨殆尽。小说里一再出现的句,是对当下非意生活的批判,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譬如彭三郎为冤死的陈皮四处伸冤求告无门而写下的这首:“除了乌鸦,这疲惫的土地无人问津/那些灰白的乌鸦在我的身体里飞来飞去/还拉下了不少灰白的屎,一行行,像/但以后不写了,除了生活,除了乌鸦/即使是乌鸦似的主题在大吵大闹/可谁也听不见,我们是哑奴,被关在冬天的瓦盆里/倾听着这寂寞的卑贱的初春。”“乌鸦”作为核心意象反复出现,亡灵的阴影覆盖住了文本。这首歌的基调是控诉的,直抵生活的腹地,带有强烈的讽刺色彩。

而在另一首里,彭三郎从自己出发,对人的生存本身的荒诞性进行了哲理性的反思,是存在主义式的,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说的话有半屋子/我浪费的纸有一吨//我既像一个老教师/又像一个退休的官吏//那么凉,又那么坚硬/我曾经爱过,也曾经恨过//我做错的事在一本书中/我遭遇的人将一个个消失//金钱命令我扁下去/脂肪又命令我圆起来//喏,我既是狱卒,又是死囚/我惟一的罪行就是生活”。荷尔德林在他的名《面包与酒》中曾经这样追问:“在这贫瘠的时代,人何为?”《有的人》则重新提出了这样的追问,它要求我们的生活做出回答。彭三郎一直在写的那首长《完成》,却一直没能完成,这种未完成性,隐喻着对生活的反思,乃至对历史的追问。

有的人,是我们的父亲,是所有人。人张曙光在《岁月的遗照》中这样写道:“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这是一个中年人对生活的总结,也是《有的人》一书的题旨所在。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庞余亮用歌对生活的发问,声音也许并不大,但回声悠远,足以穿透我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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