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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散文

雍正朝的朋党“文祸”

时间:2018-08-04 17:10:18   作者:东方云   来源:歆竹苑文学网   阅读:2843   评论:0
内容摘要:封建社会危害皇权的因素,除了兵祸、女祸和阉祸三大祸患之外,还有一个“朋党”之祸。所谓朋党,就是官员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的政治集团。这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封建社会,危害皇权的因素,除了兵祸、女祸和阉祸三大祸患之外,还有一个“朋党”之祸。所谓朋党,就是官员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的政治集团。这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历朝历代都将此作为整肃的对象。宋朝的欧阳修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谓朋党有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君子之党对国家有利,而小人之党对国家有害,为朋党现象辩护。但对于皇帝来说,不管是君子朋党还是小人朋党,无论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这都是对皇权的不利,雍正对欧阳修的《朋党论》大为不满,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说自古朝廷闹朋党,欧阳修难辞其咎,若欧阳修生于本朝,“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而对于雍正而言,“朋党”又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尤需重点整肃的问题,因为在康熙晚年,在10余年的嗣位之争中所形成的“朋党”现象,已非常突出,且并未因雍正的胜出而消亡,这让他感到这将会对他的统治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在雍正朝的“朋党”中,有一个势力影响很大的“朋党”,就是所谓的“科甲朋党集团”。 

  雍正四年,在查办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案件时,从查嗣庭家中抄出许多与查嗣庭有师生、同年关系的人的往来书信。查嗣庭与这些人都是科甲出身的官员,这就让雍正又将屠刀挥向了科甲出身的官员。他对大臣说:“人们常议论禁淫词小说,朕以为师生、同年联络声气,植党徇私,朋比为奸,惑人听闻,其为害世道人心更甚于小说淫词。国家开科取士,原欲得读书明理之人,今天这些人却往来嘱托,彼此营求,以朝廷取士之途,为植党徇私之薮。”为了解决科甲出身官员借师生、同年关系结党的问题,雍正表示甚至废除科举制度也在所不惜。为此,在查嗣庭案发后,他暂停了浙江会试、乡试两级科考。 

  这个所谓的“科甲朋党集团”的领袖人物叫李绂,江西临川人,康熙进士,康熙五十九年官内阁学士,迁左副都御史。后经时任内阁学士的蔡珽推荐,与雍亲王胤禛结识于藩邸。雍正元年,任兵部右侍郎。二年外任广西巡抚,三年晋直隶总督。他是一个清名远播、正直敢言的官员,又是年羮尧的政敌,雍正本想重用他来对付年羹尧。在升任直隶总督雍正召见他时,他当面向雍正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虐不法,负国殃民”、特别是蹂践读书人,诬害科甲出身的官员。这个田文镜,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在雍正朝,最受皇帝信任的大臣有三个,一是大将军鄂尔泰,一是浙江总督李卫,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巡抚田文镜。田文镜办事干练敏达,雍正即位后进行社会改革,首先在河南搞试点,田文镜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施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制度,整饬河工及漕政,参劾不法属员,约束绅衿,镇压封邱秀才罢考,严行保甲,吏治严厉,被雍正称为“巡抚中第一”。更为重要的,他是非科甲出身的官员,没有师生、同年结党攀附,从一个基层小吏,升至封疆大臣,唯知报答皇帝天高地厚之恩。雍正对李绂的参奏心中不悦。而田文镜绝顶聪明,知道雍正此时正心忌科甲朋党,于是反参李绂,说被他查处而死于狱中的河南信阳知州黄振国等官员,都是李绂的同年进士,李绂结党营私,排挤非科甲出身的官员,将这一场对他的参奏,反说成是科甲朋党对他的陷害。这让雍正大为警觉,又联想到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的部属,而李绂升任直隶总督正是蔡珽的举荐,这就将此三人连在了一条线上。 

  为了搞清黄振国等案的真相,雍正派了一个调查组到河南。经查,田文镜确实存在着种种欺罔问题。但调查的钦差没有如实向皇帝汇报。在调查组中,有一个刑部的官员叫陈学海,他想把真实情况报告皇帝,却又没有这个勇气,就告诉了他的好友,监察御史谢济世。监察御史本是天子耳目,监察百官是其职责所在,谢济世于是上本参奏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条罪证。李绂、蔡珽、黄振国、陈学海、谢济世,所有这些人,都是科甲出身的官员,谢济世所参田文镜罪状又与李绂所参相同,这就让雍正心中的疑虑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于是,谢济世被逮下狱,定要审出他背后的主使。然而,谢济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读书人,百般用刑,拒不交待,亢声呼曰:“主使确有其人,那就是孔孟!济世自幼读孔孟之书,应当忠谏。见奸不击,非忠也。”谢济世,广西全州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检讨,雍正四年改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据说他年青时参加乡试,前三名没有他,他就躺在大路上挡钦差大臣的道。钦差问他躺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晒书”,又问:“书在何处?”答:“书在腹中。”钦差大臣甚以为奇。于是谢济世就向钦差大臣告状。结果钦差复查试卷,将他列为榜首。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谢济世的才学和性格。刑部见问不出结果,只好以“谢济世‘显系’听人指使,邀结朋党,扰乱是非” 奏请将他立斩。但这让雍正颇感为难,他不想背上皇帝杀谏官的恶名。于是,就自己找梯子下台,召集在京大小官员说,谢济世与李绂所奏完全符合,说明“必有大奸大诈之人暗中指使”,其目的是“令朕有杀言官之名”,他不上这大奸大诈之人的圈套。他的这个说法实在难以让人信服,当时在场的有一个左中允姚三辰,脸上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雍正就当场革了他的职,说他“词气神色,不以朕为然,必是查嗣庭、汪景祺同类”。谢济世从宽免死,发往新疆大将军鄂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雍正这一个战役算是失败了,李绂并没有被抓住罪证,而且又造成了舆论对他的不利,这更使他感觉到这个科甲朋党集团势力和威胁的强大。他不能就此罢休。两年后,谢济世又出事了,这又给雍正提供了打击科甲朋党集团的机会。谢济世到新疆军中效力以后,对参奏田文镜之事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皇帝如此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国家不是什么好事。他是一个儒学修养很深的君子,对他来说,很容易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人君应当虚心纳谏的根据,于是开始注释《大学》、《中庸》。雍正七年,负责监视谢济世的振武将军锡保发觉谢济世的注经“毁谤程朱”,奏报雍正。雍正反复审阅了谢济世的书稿,认为锡保没有抓住要害,谢济世之罪,“毁谤程朱”倒在其次,关键是借注经发泄对皇帝的怨恨,犯的是悖逆大罪。他举出一段书中文字:“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认为谢济世是借注经责难皇帝。谢济世于是再次下狱。雍正七年十月,雍正宣布,谢济世供认当年参奏田文镜确实出于“李绂、蔡珽之授意”,将李、蔡二人交刑部审讯。雍正八年初,命将谢济世判处死刑,于鄂尔泰军前正法。

  谢济世是否真的招供参奏田文镜是受李、蔡授意,值得怀疑,《清代文字狱档》中查无实据。李绂被刑部拟斩决,但他很坦然,在狱中每日读书,吃得饱,睡得香;雍正也并不真要杀他,只是想借此打掉他的傲骨,最后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去编纂《八旗通志》去了。蔡珽也判了死刑,监侯待决,到乾隆即位后被赦出。而谢济世最终也没有死,行刑之日,他和另一个效力军前的罪犯陆生楠,同被绑赴杀场。当刽子手手起刀落,陆生楠人头落地之时,负责监斩的振武将军锡保突然宣布:奉有密旨,“谢济世免死,交顺承郡王锡保,令当苦差赎罪。”这又是雍正搞的一个恶作剧。谢济世在新疆服刑九年,乾隆即位后遇赦。

  那个和谢济世一起绑赴杀场、被砍掉脑袋的陆生楠,因与李绂、谢济世都是广西人,而被雍正怀疑为科甲朋党中人,发往军前效力。陆在军中著《通鉴论》十七篇,其中《人主篇》云:“人愈尊,权愈重,则人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见后大怒曰:“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即被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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