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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抗“疫”诗要守住诗的门槛

时间:2020-03-25 23:35:53   作者:吕进   来源:作家网   阅读:2757   评论:0
内容摘要:作者:吕进  往往在一场灾难以后,总会迅速地出现一批又一批的诗,形成一股热潮,而后,这些诗又会以出现时那样的速度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极少的篇章。只有这些极少作品能以它们的诗质经受住时间的淘洗,取得生存的资格。  这样的诗歌现象难道不......
作者:吕进
 
  往往在一场灾难以后,总会迅速地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形成一股热潮,而后,这些又会以出现时那样的速度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极少的篇章。只有这些极少作品能以它们的质经受住时间的淘洗,取得生存的资格。
 
  这样的歌现象难道不值得记取吗?坛需要反思。面对巨大的灾难,歌绝对不应该沉默,但是只是蹭题材的热度,的生命将是短暂的。写灾难的仍然需要守住的门槛,应景,一哄而上,只能昙花一现,甚至让灾难变成灾难。
 
  近些年,坛的弊病就是同质化的平庸“作品”随处可见,每天成百上千首新写的“歌”涌出,似乎写已经成为天下最容易的事。好、大却屈指可数。
 
  有一种流行理论,据说新的“新”就在于它的无限自由。在这些论者那里,新似乎就是随心所欲地书写那些与大众无关的个人体验的“艺术”,就是在语言上没有审美规范的任性的“艺术”。
 
  其实,情提炼和语提炼上都有自己的规范。
 
  情提炼首先就是接地气。人要有入世的热情,就像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说的那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抒发的是艺术情感:经过淘洗、提高的社会情感,而不是原生态的私人情感。个人身世的琐碎情感不具备入的资格。以自己的独特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才可能成为时代认可的人。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贺敬之写打倒“四人帮”的欢乐:“不是国庆的国庆啊/不是过节的过节”;李瑛写悼念周恩来的哀思:“我只相信,即使把他交给火/也不会垂下辛勤的双臂”;诸如此类的名篇之所以得以流传,就是人说破的正是大家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人生体验。就像《白石话》所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翻开歌史,优秀人几乎都不会只热心守护自己心灵,总有家国情结,人是“心事浩茫”的思想者。大格局成就大人。“心催泪如雨”的李白,“穷年忧黎元”的杜甫,“划呀,划呀,父亲们” 的昌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都是令国人处于呼应状态的姓名。以身许国,准备马革裹尸的辛弃疾,“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不是在用墨,而是在用血和泪铸造词章了。
 
  拒绝“私人悲欢”,广接地气,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地气是指深入社会现实和把握时代精神,和到生活中去浮光掠影地浅尝辄止绝缘。
 
  对于,只接地气是远远不够的,情提炼更需要贵气。有贵气的才拥有艺术的力量,去升华人们的现实世界,净化读者的心灵世界。
 
  所谓的贵气,就是化处理。人不但要有入世的热情,也要有出世的智慧,所谓“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对于滚滚红尘,人要给予的观照,的提升,从共同经历中找到自己的“个别”,从历史进展里抽出个人的角度。敬畏人性的纯净,倾听内心的声音,寻找的品位,在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里和读者一起寻找回家的路。
 
  “国家不幸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抗“疫”的日子里,我欣喜地读到一些既接地气又有贵气的篇。素以快手著称的人黄亚洲的几十首作品已经结成抗疫集《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黄亚洲举起他的行吟的摄影机,记录下一个个珍贵的镜头,展现了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感和“用很多很多的眼泪把祖国洗干净”的情怀。当然,这次不是真的行吟,他没有“行”,也不可能出行,他在努力用“视通万里”的双眼和“思接千载”的双耳,用自己的一颗心,去扫描抗“疫”的前线和后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集里有一首《李兰娟团队的刀尖,多么凌厉》:“她那72岁的年龄,算得了什么/她现在牙齿也很好,她是绍兴人,秋瑾与鲁迅的老乡/平生的最爱,就是啃硬骨头。”应该说,在灾难的意提升上,许多人也在啃硬骨头,他们和同胞一起,与祖国同在。
 
  陆健的《我想像》是一首我读到的好。这首构思很巧,人站在今天想像明天,想像“疫情退去,人们小心翼翼/脱下一身的冰雪/开始尝试着露出笑脸”,想像点燃鞭炮的时候,人们“脸上的泪干了,心里的泪不干”,因为——
 
  这不是一场胜利
  这是一次哀悼
 
  人说出了同时代人的焦虑和期望。上个世纪徐敬亚有一首《早春之歌》:“春天的日历上并不是篇篇都印满鲜花,/春天的疆界并不全都和火热的盛夏接壤。/不要忘记,她的另一端还连着冰雪呢”。迎接春天的时候,一定要有不忘记冬天的勇气。正视冰雪,记住冰雪,反思冰雪,我们才会有真正美好的春天。这就是的贵气。人的敏感和智慧,提升了同时代人的警觉与思考。
 
  运用家语的能力,这是评判人优劣、文野的另一个基本标准。对于写灾难的同样适用。

  在的形式美学要素中,的语言非常要紧。宋代王安石把歌的语言称为“家语”,有其道理。
 
  就是,使用回车键并不能把一篇散文变成一首
 
  家语不是一般语言,人进入创作状态以后,他就离开了现实世界,“肉眼闭而心眼开”,在心灵世界漫游。的本质是“不可说”,它是无言的沉默,无声的心绪,无形的体验,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这是人永远面对的难题。所以人往往感叹:“情到深处,每说不出”,“口开则亡,口闭则存”。一般语言必须经过质变才可能锻炼成家语。张错写情人:“如果我是开水/你是茶叶/那么你的香郁/必须依赖我的无味”;杜运燮写秋天:“连鸽哨都发出成熟的音调”;黄永玉写文革中的人:“他是动物/却植物似的沉默”;舒婷写理想:“理想使痛苦光辉”;傅天琳写学生的暑假:“让我们把暑假放得远远的/放到九寨沟去放到草地去”。精炼,别致,情思含量很高,在散文里绝对是遇不到这样的语言的。

  家语也不是特殊语言。人越成熟,他的作品就越平淡。镂金错彩,珠光宝气,华词满篇,扑朔迷离,是写幼稚病。“才大于情”绝对不是人高明的证明。如我的四川老乡苏轼所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家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语言呢?它是一种言说方式,一种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种言说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从生成过程来看,一首有三个阶段:人内心的——纸上的——读者内心的。因此,的完成就是从(人)内心走进(读者)内心。人内心的是一种悟,得通过家语从心上走到纸上。驾驭一般语言,构成奇妙的言说方式,这就是家语的奥秘。
 
  读读李元胜的新作《没人想在二月死去》吧,这是一首在封闭的小区里流传很广的篇。一开篇,人就说,没人想在二月死去,不管他是平庸的人,还是英雄,主角——但是,就在二月,一切发生了:“还没实现的愿望/没走过的路/折叠进二月/像一封没写完的信”。俄罗斯人莱蒙托夫有一句名言:“没有痛苦,叫什么人。”人是时代的良心。李元胜的痛苦是穿透心扉的,它不仅属于个人,更是民族之痛。
 
  三月还会到来,但已是很多人缺席的三月
  城市还将前行,带着很多不再完整的家庭
 
  人就这样,用的言说方式流着热泪倾诉着,他的凡人心态和悲悯情怀,亲近着抚慰着读者的心,帮助读者合拢那成为“巨大的裂口”的二月。《没人想在二月死去》借用了一般语言组成了属于的言说方式,所以才能读来如此典雅,如此凄美,如此默默地融化了歌读者的心。
 
  寻找家语的途径是德国学者黑格尔所说的“清洗”。情要用贵气去清洗,歌语言同样也要清洗。清洗杂质,组成歌的言说方式,这就是的天职。家语必须字字必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妙于笔墨之外”。
 
  不像散文的语言不在连,而在断,断后之连,是时间的清洗。在时间上的跳跃,使富有巨大的张力。
 
  臧克家的《三代》最为典型,这首总共只有六行——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葬埋。
 
  六个行既写出了一个农民在“土里”的一生,又写出了农民在“土里”的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命运,从具象到抽象,从确定到不确定,从单纯到弹性,皆由对时间的清洗而来。
不像散文的语言不在面,而在点,点外之面,是空间的清洗。在空间上的跳跃,使简约而丰富,聚万于一,以一驭万。台湾人余光中的《今生今世》是悼念母亲的名篇。人只写了一生中两次“最忘情的哭声”,一次是生命开始的时候,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这“笑声”最多样,最丰富,最漫长,高明的人却把它全部“清洗”了。之未言,正是之欲言。可以说,的每个字都是无底深渊。恰是未曾落墨处,烟波浩淼满目前。母子亲情,骨肉柔情,悼唁哀情,全浸透在签上。
 
  抗“疫”期间有两个场地。一个场地是战斗第一线,武汉人田禾有一首写疫情中的武汉:“今年我的这个城市流行着白色/白色正以生命的名义死死捍卫者武汉”。另一个场地是在家里的隔离。重庆人杨平在抗疫期间就写了一首《隔离》:“我把门关得紧紧/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隔离的独特体验可以说属于每一位中国人,我们这些亲历者可能永远都抹不掉这个独特的记忆。怎么言说隔离里的情,对于人的艺手腕,实在是一次考验。
 
  我戴上口罩
  不说话
  我把话关在嘴里
  我只露出一双眼睛
  来爱和恨
  同时,分泌一种透明的物质
  那是我没说出的话
  
  这就把隔离中的千言万语表达出来了:口罩后面没说出的话,给了读者广阔的联想天地,这里有许多许多的话。口罩是点,点外之面很广阔。这首的魅力和趣就是用寥寥数语构筑了又一个情体验的无底深渊。
 
  在发生于2020年的中国的这场巨大灾难面前,如果歌失语,将是歌的失职和耻辱。但是,就像《星星》刊在1979年复刊时宣示的那样:就是。抗“疫”要守住的门槛。时代赋予人的使命,是以的艺术力量记录这场灾难,投入这场硝烟。除了遵循的审美标准以外,人的心态也很重要。在抗“疫”的写作上,心态问题似乎更加凸显。忙于赶潮、急于成功的浮躁风气并不利于歌的发展。在疫情面前,人需要心静。心静才是写的境界。时代不需要空话,也不需要矫情,我记住了武汉方舱医院一位小护士写下的句:“口号是你们的/赞美是你们的/宣传、标兵,都是你们的/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我很欣赏人梁平写过的一段话:“尤其在热闹的时候,一个人更应该保持冷静和清醒,因为歌带给你的高潮永远都只是一个幻觉,只有把眼睛和身体置于万籁寂静的内心,才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波涛与汪洋。”
 
  必须从提炼情和提炼语言两个向度守住的门槛。为蹭热点忙敲字,随意下笔走千里,不能算作真正的人。
 
  “题材决定论”早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到唾弃,题材并不能给歌真正的生命。以题材的重要为借口拒绝情提炼和语言提炼,只能让新走上“非”的歧途。没有经过化处理的原生态体验,没有组成的言说方式的原生态语言,绝对写不出真正的。守住的门槛,我以为,这是在抗“疫”问题上,人、评家、纸刊和网刊的歌编辑面临的刻不容缓的学责任和社会责任。
            
  (原载《星星》刊(理论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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